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160期：談談GDP

“GDP計算方法涉及到如何實事求是地評估自己和評估對手，低估自己的實力會引來地緣政治的巨大風險?！?

“美國的GDP中存在著大量的，并不能在實質上提升人民福祉的部分。我把它稱之為‘美國特色的無效GDP’?！?

“上半年我國GDP增速放緩，這對我國經濟會有哪些影響？政府會采取哪些措施使GDP增速保持在合理范圍之內？”

在東方衛視9月19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60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羅峰一起，深度分析了GDP指標和國家的經濟發展。

張維為：

GDP是我們討論經濟規模最常用的一個概念，我們經常聽到的說法就是中國經濟規?，F在是世界老二，僅次于美國：2021年中國的GDP是17.7萬億美元，美國是23萬億美元，中國的GDP已經是美國的76%，然后大家都在推算哪一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

請大家注意，我們這里使用的是美元計算的名義GDP。我自己用這種說法是比較少的，因為我一直對按照美元官方匯率計算的GDP有所保留。如果一定要使用GDP，我自己是更傾向于使用購買力平價，英文叫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我自己實地考察過100多個國家，我覺得相對而言，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比美元官方匯率計算的GDP更加靠譜一點，當然我們要承認沒有一種指標體系是十全十美的，十全十美的指標體系還有待我們去創造和發明。根據購買力平價，中國經濟規模實際上是在2014年就超過了美國。

我們這個節目里邊曾經講過這么一個觀點，就是俄羅斯它能夠頂住美西方金融制裁和經濟制裁，繼續對烏克蘭進行特別軍事行動，一個主要原因是俄羅斯的整體實力被西方大大地低估了。

按照目前通行的，根據美元官方匯率計算的名義GDP，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小于西班牙，小于中國的廣東省，但法國經濟學家薩皮爾根據購買力平價對俄羅斯經濟規模做了重新的評估，認為實際上俄羅斯的經濟規模是接近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4.6萬億美元。另外，他還指出西方國家GDP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服務業，服務業普遍是被高估的，我覺得這個觀點是有道理的。

其實，當年西方不顧俄羅斯的強烈反對，堅持五次北約東擴，很大程度上跟俄羅斯經濟規模、整體實力被西方低估有關系。

我自己回溯一下，實際上中國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就是低估自己的實力引來地緣政治的風險，甚至巨大風險。西方文化的特點是承認實力，欺軟怕硬，如果它認為你就那么點實力，它就會動手欺負你。

我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著作中，介紹過英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討論過的一個案例，他說香港最后一任總督彭定康，誤判了中國的實力，導致他與中國在香港政治改革問題上的沖突。

彭定康1997年在《經濟學人》雜志上撰文，說“英國的GDP幾乎是中國的兩倍，中國的GDP大致等于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之和”，即荷、比、盧之和。而根據麥迪森本人當時用購買力平價的計算，當時英國的GDP他認為大約是中國的三分之一，中國的GDP是荷、比、盧加在一起的6.5倍。

在香港主權交接的前五年內，彭定康敢于挑戰中國政府，在香港開始所謂的“政治改革”，我想他低估中國的整體實力應該是一個原因。

紀念香港回歸25周年影像。圖源：視覺中國

我們知道，從1842年開始的150多年的時間中，香港一直實行行政主導的制度，總督由英國人指派，身兼政府首腦、駐軍統帥、立法會主席，但彭定康出任港督后，他突然表示他覺得自己權力太大了，他開始弱化行政權力，立法局的部分議員開始直選產生，原來由政府控制的房屋、廣播、金融、機場等等都紛紛的公司化、獨立化。

彭定康的這些所謂的“政治改革”，給1997年后的香港埋下了很多雷，禍害香港20余年, 至今可以說他的余毒還沒有完全消除。好在2021年，全國人大通過了《港區國安法》，我們正在逐步清除他的余毒。換言之，一個國家的實力被低估，也可能引發對手的戰略誤判，造成國家利益的損失。

除了購買力平價之外，我們還可以討論一下GDP本身的統計方法問題。美國和西方主要國家GDP的計算方法采用“支出法”，就是一個國家產生的各種支出費用的總和，比方說，2020年初的時候，美國的核酸檢測收費比中國貴100倍，美國僅核酸檢測一項，在它的GDP的統計中就比我們高100倍。以此類推，GDP的差距就越來越大。

社會主義國家的服務業，普遍享有國家不同類型的各種補貼，或者國家規定的價格上限，從大學學費到單位食堂、到高鐵車票，從醫院看病到各種中介服務等等，總體上都比美國這類國家便宜很多，所以服務支出方面，中國的GDP要比美國低很多。

2021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為78.2歲，美國為76.6歲。然而，盡管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比中國低，美國的醫療費用卻遠遠高于中國，大約占到美國GDP的17%，也高于其他所有的西方國家，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的醫療機構和保險公司實際上是美國最大的壟斷利益集團之一，這種壟斷推高了醫療價格。這兩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病人的增加提升了醫療的費用；美國槍擊案件這兩年大幅增加，槍傷也增加了醫療消費，還增加打官司的費用。美國律師費一直受人詬病，律師在美國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律師費用占到美國的GDP大約6%。

國家衛健委：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到78.2歲。圖源：視覺中國

另外，美國還有龐大的會計師隊伍，美國的稅制非常復雜，家庭一起報稅是一種計算方法，分開報稅又是另外一種計算方法，沒有專業的會計師，普通人根本搞不清楚如何填各種各樣的稅單，所以美國有十分龐大的會計師隊伍，規模至少是中國的六倍，而美國人口連中國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和龐大的律師隊伍一樣，美國的會計師也是一個相當大的利益集團。

我還看到一個材料，2018年，美國建筑業的GDP增加值為8400億美元，中國建筑業GDP增加值是9340億美元，僅僅比美國多10% 而已。經常訪問美國的人都知道，美國的基建規模遠遠小于“基建狂魔”中國。

2018年，中國水泥產銷量是22億噸，美國是8850萬噸，中國大概是美國的二十五倍。中國每年建成4000多公里的鐵路，50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上萬座橋梁，這些數字在美國幾乎是零，但美國建筑業的GDP居然和中國不相上下，這只能說明由于種種原因，美國的建筑支出比中國高太多。

另外，美國GDP統計中還采用了一個叫作虛擬租金的計算法，就是你購房自住，不出租，它也要在GDP核算中推論你有一部分的虛擬租金的收入。中國的住房自有率超過90%，遠遠高于美國，所以這種虛擬房租的計算方法也顯著低估了中國的GDP。

據說最近美國又在推出家庭勞務的虛擬費用，就是家庭勞務也算到GDP中間，這樣GDP能不高嗎？此外，美國的服務業GDP占比80%以上，其中金融業占了美國GDP半壁江山，這種經濟全面“向虛”的問題日益嚴重，令巨量貨幣實際上在金融市場上空轉，以虛擬經濟來支撐GDP，一般估計，這中間大約只有15%的貨幣是進入到美國的實體經濟的，其余的基本上都在金融領域中循環。

總之，GDP計算方法值得大家關注，它涉及到如何實事求是地評估自己和評估對手，既不夸大，也不縮小，知己知彼，這實在是太重要了。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也不是傻瓜，連著很多年，它都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所以美國今天對于中國超越美國，越來越坐立不安，但它又沒什么招。所以我想我們應該繼續以中國“心定”來應對美國“心亂”，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給美國這個“泥足巨人”！謝謝大家！

羅峰：

正如張老師剛才所言，GDP是我們討論經濟規模時最常用的一個概念。我認為，GDP概念的大行其道，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美國霸權的一個體現。為什么這么說？首先，在現行的條件下，各個國家要進行GDP的橫向比較，都必須以美元作為計價換算。

其次，自從GDP概念提出以來，美國就一直穩居世界第一寶座。然而，在當前我們中國的GDP總量超越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是否的問題，而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的當下，對于西方世界而言，這可能意味著一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為事實，已經開始挑戰他們在自己固有的認知模式中建立起來的優越感。這也為我們更加深入地去認識和分析GDP提供了一個契機。

作為經濟核算的指標，GDP其實存在著一些天然的局限性，首先是GDP它雖然可以很好地去概括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但是它很難去衡量在國民幸福和社會進步等方面的成果，尤其它是沒有辦法去探討經濟發展是否能夠惠及民眾這些社會問題的。

第二，它是一個致力于跨國比較的指標，GDP可以很好地衡量那些方便跨國流動的物資，但是在一些本地化產品上，特別是涉及到居民的日常生活方面的比較是存在極大的不足的。第三，GDP它沒有辦法很好地去估量經濟增長對于自然資源的濫用和對于自然環境所造成的破壞。

因此，不同的國家和組織都提出了很多相應的修正方法，或者是一些替代性的指標。例如：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這項指標就涉及到了國民的預期壽命、教育水平以及生活質量等等，而且兼顧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而張老師剛剛提到了一個購買力平價（PPP），它主要是試圖克服不同國家的物價水平差異指標，按照購買力平價調整之后的GDP，在評價不同國家的本地化服務和產品的購買能力上，其實更具現實意義。

當然了，自從我們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以來，中國和美國的GDP比較就一直是世界熱議的話題。

從1960年到2021年，美國的GDP從5000億美元持續增長到了23萬億美元左右，它的GDP的全球占比也從接近40%，逐步下跌到了24%，在最低的時候，2010年左右還下跌到了21%左右。

而我們中國的GDP則由最初的不足600億美元，逐步上升到了17萬億美元，全球GDP占比也由最低的不足2%，上升到了18%，超過了歐盟，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GDP的統計口徑來看，我們張老師剛才也提到了，美國主要采用的是“支出法”，就是把整個社會購買的最終產品的總支出加在一起，再減去相關進口的差額來計算GDP總量。而中國采用的是“生產法”，它主要是分別計算各個國民經濟部門的產出總額，然后再扣除掉中間的一些消耗，最后匯總增加值來得出GDP的總量。

按照理論來說，其實兩者的計算結果應該是相同的，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支出法”可能會存在一些重復計算的問題，而我們中國采用的“生產法”可能會忽視一些非生產性部門的貢獻。所以一般來說“生產法”往往會比“支出法”更偏保守一些。也有學者曾經估算稱，如果完全按照美國計算GDP的方法和統計口徑的話，我們中國的GDP最多可能被低估了30%，大家知道我們本來就只比它少30%左右。

從GDP的組成部分來看，2021年，我們中國三大產業的產值占比分別為7.3%、39.4%和53.3%。2020年，美國三大產業的分別占比是0.8%、17.7%和81.5%。其中，我國制造業的GDP占比超過了27%，并且實現了10年來首次增長，而美國的制造業占比則維持在10%左右。

可以預見，我們中國的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的優勢還將進一步地拉大。而美國擁有全球最高的第三產業GDP。以美國最典型的服務業類別fire火災為例，這里的fire并不是指真正的火災，而是保險、金融、房產等行業的英文首字母縮寫，美國的這些行業近年來每年創造的GDP都超過了4萬億美元，比我們中國整整多出了近兩萬億，而這些行業是典型的不生產實際物質財富的食利經濟類別，其抗風險能力是遠遠不如第一、第二產業的。

再從GDP的利用效率來看，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的GDP中存在著大量的，除了制度性地增加社會運行成本之外，并不能在實質上提升人民福祉的部分。我把它稱之為“美國特色的無效GDP”。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張老師前面也提到的醫療。

近年來，美國的醫療支出在GDP中的占比逐步提高，提高了17%左右，而年人均的醫療支出超過了1萬美元。而這個對應的數字在我們中國是7%和5000人民幣。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超過了美國?？梢赃@么說，美國的整個醫療系統以十余倍于我們中國的一個人均開支，獲得了勉強接近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

因此可以說，我們中國和美國現在GDP存在虛和實的差別，導致了僅看GDP的總量是并不能完全去體現我們兩國在綜合國力上的真實情況。

網上有個說法，我們的祖輩解決了挨打的問題，父輩解決的是挨餓的問題，現在可能要解決的是挨罵的問題。實際上，就以GDP為代表的衡量一個國家發展能力的指標體系是結合了挨打、挨餓和挨罵三者于一身。

因為GDP可能反映了國家的綜合國力，決定了我們是否能夠不挨打和不挨餓，而建立起這個指標并且被其他的國家和人民所認可，則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們挨罵的問題。

因此，在GDP的基礎上去建構一個更加符合戰略發展需求和體現發展質量的指標體系，可能是我們建構屬于自己話語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诖?，我認為這個指標體系如果需要建構的話，可能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對GDP原有的指標進行一些改進。

首先，作為一個數值型的指標，有必要對它的不同的組成部分進行科學的、且有現實支撐的加權，而不是像現在的GDP這樣，只是對不同的產業進行直接的求和。其次，作為一個需要進行國際比較的指標，有必要建立起一個更加合理的計價標準，而我們現在GDP就直接以美元為計價。畢竟隨著美國地位的衰落，我們可以預見美元在世界貨幣的地位必然會受到挑戰。第三，作為反映綜合國力的指標，可能還需要考慮到經濟領域之外的因素。尤其是需要將經濟發展與國力增強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納入其中。

最后，在可預見的將來，作為一個經濟學的概念，GDP并不會離開我們的討論，而是逐步回歸到它應該有的位置和適用范圍上去發揮它的價值，就像未來的美國一樣。

圓桌論壇

主持人：兩位老師都說美國的GDP算法是算支出，我們的GDP算法是算生產，這好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其歷史成因是什么？

張維為：我了解最早是從羅斯福新政的時候開始，它計算美國的經濟總量，當時叫做GNP，國民生產總值，然后再衍生到GDP，因為國民收入包括這個國家在外國生活的人，在外國的企業也屬于你自己的GNP，GDP就是國內，中國原來都不用GDP，我們改革開放上世紀80年代之后，請世界銀行來一起幫著做的，我們這個傳統源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跟美國這個“支出法”比較起來，前面羅老師講到，我們可能總體上低估了一點，他們可能總體上多估了一點，這就是基本態勢。

比方說 ，我們的“生產法”里邊，有個“規模以上企業”，美國沒有這個概念的。我們各個城市都有街頭小販，這在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產業鏈，但它基本不進入統計范圍，我們叫放水養魚?！吧a法”有利于中央宏觀經濟調控，相對比較準確。

主持人：按照我們的“生產法”算其實我們是被低估，而且低估得不少。

羅峰：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主要還是在于GDP的統計范圍上的差別，還有GDP的結構差別，前面提到中國的優勢是在第二產業，而美國更多是在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本來就更容易被高估，因為中間有很多可以重復計算的，因為這兩個一加一減，才導致了我們中國采用的“生產法”可能看起來導致我們被低估了，美國的“支出法”讓他們看起來被高估了。

按照理論上來說，不管“支出法”還是“生產法”，它們的最后結果應該相差不大，我們中國雖然說主要是采用“生產法”，但其實每年也會再用“支出法”再進行一次核算，最后發現兩個結果。其實相差并不是特別大。

資料來源：Macrobond、招商銀行研究院

主持人：為什么核準下來相差不大？

羅峰：這恰恰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我們中國的GDP統計是非常嚴謹務實的，原因在于美國的統計口徑或者范圍比我們中國的統計口徑范圍要大很多，比如說家庭婦女這個工作，美國服務業里就會把家庭婦女做家務或者做飯時間換算成等值的市場價值來融入GDP當中，而這一塊我們中國肯定是不會計算的，所以導致了整個統計范圍比我們大很多很多。

張維為：另外，恐怕還有一個差別是即使我們用“支出法”來重新核算，我們還是照中國的標準，不是用美國的標準。比如計算房產價格，我們是計算折舊，比如上海的房子，我們是折舊計算的，他們是照現價算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主持人：除了數字，看GDP的構成，如果服務業的成本高、服務業的價格高，一下就把GDP給推上去了。這里面就有一個問題，到底高多少比較好？

羅峰：衡量一個東西好還是不好，首先要有一個參考標準。如果把美國跟其他的歐洲發達國家來比，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服務業占比就81%多了，而相似的英國和法國，作為老牌的發達國家，它們的服務業GDP占比只是在70%左右，德國甚至只有63%。

從這個角度來說，德國的經濟結構是會更加健康一點，而80%的話明顯偏高了，即使是由美元霸權作為支撐來保證一個強大的金融業作為服務業的重要的補充部分，但是我們可以想到，隨著美國國際地位衰落，它的美元霸權地位也隨之被替代，這部分GDP的差額用什么來補呢？那可能就會導致美國的重大社會動蕩。

張維為：我們要糾正一個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一個地區經濟越發達，服務業占比就越高，實際上這帶有一種不好的導向，我們現在越來越認識到，特別通過這次新冠疫情，通過俄烏沖突，我們看到實體經濟是多么的重要，完整產業鏈是多么的重要，有錢買不到東西會成為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中國現在整個社會各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比過去深刻多了，對于新自由主義的一套話術，我們需要保持警惕。

漫畫：美國操控北約成為“戰爭制造機”，乘機漁利維護霸權。圖源：視覺中國

主持人：張老師說一個國家遇到風險挑戰的時候，恐怕GDP數字就會受很大的影響。美國的GDP算法是不是不管怎么樣，都希望能夠把GDP的數字算好一點？

張維為：我老說美國有一種國家機密，不能說中國經濟將超過美國，它有心理障礙，突然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老百姓恐怕也接受不了，美國精英也接受不了，所以凡是中國經濟根據GDP計算要接近美國的時候，他們指標又改一下，又有“創新”了。

羅峰：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美國的就業率數字是非常好的，但是制造業指數又是非常差的。如果就業率非常好，那證明很多人都有工作，但是制造業指數又非常差，又證明它沒有造出什么東西，要么兩個數據都是錯的，要么其中一個數據有問題。

主持人：那問題出在哪兒呢？

張維為：我做了調研，因為政客為了競選需要，比如任期內，在過去一年就業創造了多少。關鍵是他把就業的定義改變了一下。比方說，過去臨時工是不算進去的，現在小時工都算進去，這個人每天工作兩個小時我也算他就業等等，這樣就業數據就增加了，這里邊有一個自己運作的空間，它是受政治影響的。

主持人：我們之所以討論GDP，解剖美國的GDP，是想讓大家去了解通常一個GDP數字背后的來源、構成、口徑是什么，了解清楚了，你會發現這種算法，其實里頭有水分。

張維為：我當時寫《這就是中國》，就要破解這個東西，一定要實事求是、非常徹底、非常透徹地了解我們自己、了解外部世界。

我過去也提過，就是說能不能把中國的一個省或者一個市，采用美國的指標體系，一模一樣的的統計方法，重新做一遍。比方說，蘇州的昆山市，把它用我們現在的統計方法，再用美國的統計方法，兩個標準同時公布出來，這樣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不同統計方法對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的實際規模的估計。

觀眾提問

劉亞飛：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速放緩，同比增長2.5%，這對我國經濟會有哪些影響？在此背景下，政府會采取哪些措施使GDP增速保持在合理范圍之內？另外，國外的GDP是不是為政府服務的工具？

張維為：上半年是2.5%，全年目標是5.5%，那么下半年理論上就要8%左右，否則是做不到5.5%的，現在有人在討論今年我們能不能做到5.5%，有的人說可能只有4.5%，諸如此類，總之就是要進一步地努力，否則不容易的。

我們還是要有國際比較的眼光，美國上半年的數據也出來了，它是3.2%，好像比我們高，但實際上倒不是說水分的問題，它是跟去年同比，因為去年很低，今年就顯得高一點了。另外，美國通貨膨脹率是9%，這比我們高很多，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經濟還是比它要健康。

我們現在講，一方面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讓經濟能夠增長得更快一點、更好一點，另一方面我們百姓也要理解這個挑戰是比較大的，我們現在要權衡很多事情，外部環境、新冠疫情對人的健康、生命安全等等，要綜合評判。

羅峰：GDP可能有弄虛作假的成分，但有一個是沒有辦法弄虛作假的，就是進出口貿易，在國家和國家之間對照，我進口了多少，你出口多少，這永遠沒有辦法作假。

7月份可能是受到原材料和能源漲價的影響，很多制造業大國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貿易逆差。高端制造業比如說德國，中低端有越南，而中國的數字是多少呢？我們達到了貿易順差增長了90%，達到了接近7000億的規模。

我們如果仔細去看每一項，它里面增長最快的并不是我們以前理解的中國傳統的一些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比如說紡織、粗加工等等，而恰恰是一些能夠代表我們國家高端制造業能力的東西。

比如說汽車、光伏，還有電子機械產品等等，從這個角度來看，證明我們國家已經是走在了一條相對更健康的經濟結構發展的道路上，也是我們中國抓住機會去擴大制造業方面的優勢，并且不斷地朝更高的地方去攀升。

中汽協：1-8月銷量排名前十位的轎車生產企業共銷售439.9萬輛。來源：中國證券網

把我們的制造業做得更好、做得更強的目的就是把它作為基礎，在實現了制造業向更高端沖擊的基礎上，讓它來反哺服務業，同時也為服務業沖擊更高端提供基礎。服務業的GDP也有一個優勢，它相對來說能夠容納更多的就業人口。

張維為：我們現在的新發展理念，非常明確經濟結構要調整，經濟刺激不搞大水漫灌，這是很不容易的，美國是大水漫灌的方法，我們是精準地刺激經濟，質量提高，這是很高的要求。

趙日：既然已經從學界到民間都認識到GDP的局限性，那是否還有必要用大的傳播力度去推指標的傳播？

張維為：我覺得至少是在我們國內，各個省之間了解我們的兄弟省份做得怎么樣，比方說中西部地區發展得怎么樣，是不是更快一點了，這還是有價值的，還是要肯定的。

但是國際比較，我覺得恐怕還是要有一些創新。我們中國人的特點是謙虛務實，但有時候在國際比較中，我看美國指標“創新”簡直太容易了，一會兒一個指數，西方世界一個很小數量的樣本，一千個案例就可以做，采訪一萬個人就可以定一個指標，進行全世界的比較了。

我們要有一個思路，有時候不光是簡單的如實報告，而是要在世界上確立自己的標準，這非常重要，讓全世界都會獲益的標準

羅峰：在現代傳播中，GDP已經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從數據體系中去汲取數據的能力，所以我們要換一個新的指標體系的話，可能暫時相對來說比較難，我們并不是說不去談GDP，而是把GDP放到一個適合它自己的位置，去發揮它應該有的作用，并不是說我們就是完全地去藐視和不在意它，就是讓它發揮自己應該有的作用就行了。

張維為：我倒可以給你一個建議，我們一直提倡指標體系創新。我在想能不能就考慮這個思路，比方說我過去講基尼系數，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小經濟體。對超大型經濟體不適合，我們是否能夠提出“新基尼系數”，GDP我們提出“新GDP”，我們把一些中國成功的經驗放進去，然后講出理由，為什么要這樣做，之前方法不算某一個內容是不妥當的，中國今天體量大，事實上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產生的指標體系可能會影響世界。

我們不能低估自己，中國是一個可以不停地產生標準的地方，你是世界事實上最大的經濟體，而且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所以我老講，包括我們提出“文明型國家”也是，我們就是要把這個話語推到世界，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引領外部世界，大家期待中國做一些事情，整個世界“苦美久矣”，指標體系都是美國的，它總是第一，實際上很多時候它早就不是第一了，所以我們要考慮創新。

丁愛玲：我們今天一直在探討宏觀概念GDP，但是我想問一個比較微觀的話題，作為老百姓，有沒有這樣一種綜合的算法或者指標，能夠讓老百姓切實地用這樣的指標去感受走在了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找到張教授說的那種中國自信和驕傲。

張維為：這個指標體系創新的范圍很大，很多地方都可以做。人類發展指數是聯合國提的，我當時在日內瓦也參加過討論，也是有各種各樣的意見，聯合國主要還是西方標準指導的，比方說，你只要把人均GDP加進去，中國的任何排名馬上就下來了，但是這個指數還是一種創新。

當年鄧小平同志，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剛開始接受人均GDP的時候，他講過這個話，他說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雖然我們人均GDP不是很高，但人民得到的實惠會更多。也就是說他從他那個角度意識到，這個統計方法不一定真實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我總覺得我們要進行大量的創新，有各種各樣的思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從一個個細節做起，一個個指標體系做起，大有發揮自己長處的余地。

羅峰：實際操作應該還是相對比較困難。因為個體感受是一個主觀的感受，我們做過中國的社會調查都會知道，比如說問幸福感，可能早上問你、中午問你和晚上問你都會有不同。在這個前提下，就是用客觀的指標去衡量主觀感受的話，相對來說可能是有一個比較難的過程。

張老師剛才提到的，我覺得就說得比較有道理，如果要考慮中國的指標體系的建構，首先要一個前提，中國區域太大了，必須要分，不管是分不同的板塊，還是分內部的差別，這一點都是必須要拿出來的。

第二個，我們在衡量一些人均指標的時候，要注意到一點，因為中國的規模優勢非常非常強，這個無形中會拉低我們的人均，或者說不能如實地反應我們的人均GDP在實際中的效果。

張維為：比方說你來自四川成都，成都我去過很多次，很喜歡這個城市，它的老百姓幸福感就是高。

主持人：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張維為：對，把幸福感高的原因研究出來，做成一個指標體系。中國可以率先提出一系列新的指標體系，比如說成都指數什么的，這將是一種創新。

主持人：今天討論GDP這個指標，它依然是非常重要、極為重要的一個經濟指標，去分析它背后的結構，有助于我們精準地、更加客觀全面地把握指標，做出準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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